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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质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一个民族知罪忏悔,赢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质文明无政治文明,则使同一个民族面目狰狞,成为叫嚣着的战争机器
1月28日这天夜晚,全世界的观众,都从电视中看到了波兰比克瑙现场的“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
这天晚上,前波兰外长巴托耶夫斯基的讲话最具震撼力。这位当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孤儿,当着西方各国政要的面,直接谴责自由世界60年前在获悉奥斯威辛等地屠杀罪行时,竟然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缄默和冷漠。集中营留给他最可怕的童年记忆是孤独: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面对人权被残害的罪行,西方世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绥靖主义记录。二次大战不能避免的原因之一,即为英国当局张伯伦的绥靖主义。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议归来,伦敦机场欢迎的人群打出横幅是:“你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狈蹦甑摹短┪钍勘ā贰ⅰ杜υ际北ā,寻找欧美知识界的绥靖言论,充斥大小版面。
9·11事件发生,西方知识界发出的声音,大多是远离人道底线的奇谈怪论,只有一个年逾古稀的女记者法拉奇,直面邪恶,写下声讨恐怖主义的激愤檄文。
今天奥斯威辛已成现代古迹,但是绥靖主义的阴魂还在国际生活中徘徊。为了商业或学术利益,政界的绥靖主义,学界的“芬兰化顽症”,随时随地都在复活。巴托耶夫斯基以60年前的那一幕“孤独”,告诫自由世界的短视人群,当如警钟长鸣。
大屠杀并不是发生在蛮荒地带,而是发生在文明世界的核心区域,囚犯们“只是被编号的物品”,每天被驱赶进毒气室,毒气室的烟囱就在欧洲的文明地带,天天在冒烟。与人类此前发生的其他屠杀相比,20世纪的这场大屠杀令人震骇,并不在于屠杀之有无,而在于屠杀竟然配置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确手段。
这一特征在西方学界引起持久关注:人性如此异化,究竟是现代文明的普遍原因,还是来自更为具体的历史环境?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德国的流亡者,人们有理由较多听取他们的解释。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把法西斯的人性异化泛泛归咎于现代文明,似乎是现代文明引起了现代杀人惨剧。
面对奥斯威辛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人性罪恶,我倾向于具体解释,而不是抽象泛化。纳粹大屠杀并不是物质文明发展到现代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德国历史在一次大战之后走入一个具体误区 现代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物质文明并不必然导致人性异化,只有在不配置政治文明的反常情况下,它才导致病态畸变 以致于越是文明的,就越是野蛮的,越是发达的,则越是反动的。
德国在一个世纪内曾经两次出现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奇迹,却产生截然相反的历史后果。
战前30年代,德国人赶英超美,以30年时间打破美国人用100年时间超过英国的纪录。战后60年代,它又出现奇迹,在战争废墟中崛起,10年时间内第二次超过英国。
第一次经济奇迹使法西斯崛起,德国元首公然点起战火;第二次奇迹则使德国步入民主国家行列,德国总理向波兰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下跪。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人性没有变,民族没有变,物质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没有变。差别就在于有无政治文明:第一次德国奇迹发生,同时在摧毁政治文明 魏玛宪政;第二次德国奇迹发生,每一步都在重建政治文明 波恩宪政。
有物质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同一个民族知罪忏悔,赢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质文明无政治文明,则使同一个民族面目狰狞,成为叫嚣着的战争机器。
奥斯威辛的教训属于全人类。一个民族两次物质文明起飞,造成截然相反的历史后果,不仅击破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现代文明的奇谈怪论,也为其他后起民族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留下了历史借鉴。
奥斯威辛的孤儿讲演以这样的语气结束:答案在所有人内心里,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笔下;这块土地上没有一块纪念碑,但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罪恶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