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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朋友在对中国人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后,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有一种仇富心理。由于仇富,就给富人捣乱,甚至从肉体上消灭。此发现就像瓦特由壶盖之动想到蒸汽机,像牛顿由苹果之落想到万有引力定律,十分了得。我私下里也一直期望自己也有个类似水平的发现,可惜天生驽钝,理想一直未能实现。最近,终于天遂人愿,我也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许多掌权者有一种仇智心理。
这个发现源于两个有文化的青年惨遭不幸。第一个叫丁作明,名字见于一个关于农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关于他的事可以写上几万字,但编辑没那么多版面给我,即使给,读者也未必有耐心看,简单点说,就是他在当地有点文化,标志是当年差点儿就考上了大学。他对照中央文件,发现村里收的费用不合理,就领人上告。结果就像许多人上告的人一样遭到了报复,被弄到派出所。这本来是个说理的地方,却变成了不说理的地方。派出所的人让他给对方拿医疗费,他认准自己没打人,坚决不拿,并表示要上诉。这下惹恼了警察老爷,就让联防队员给“加加温”,也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些联防队员得到了表现机会,充分加以利用?伤捶吲睾暗溃骸拔腋嫦绺刹考又嘏┟窀旱,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的毒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告!连你们一起告!”结果不用我说,大家也可能会想到,他真的被打死了。
第二个就是刚毕业不久就被人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孙志刚的名气比丁作明要大得多,由于他在街上走未带证件而被收容,然后被活活打死。这个事件公开后,国家废止了施行多年的关于收容的法规。因一个人的死而废止一个法规,这在中国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关于他的意义,用一句老话说,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
我所以看到丁作明的死,立刻想到孙志刚的死,是因为两个死者都是有文化的人。也许他们由于有文化,就相信有理走遍天下,就敢于理直气壮。直到现在,我的耳边总是震颤着孙志刚死后他老父亲那凄惨的话语:“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钡比,如果面对的是流氓恶霸,他们也会好汉不吃眼前亏,但当他们面对穿警服的人,他们在内心没有把他们往坏处想。按常理谁也不会把他们往坏处想,他们代表国家呀!可他俩就忘了一点,警察也有犯浑的时候哇。为什么犯浑,就因为他们心中有仇智情结。
现在许多掌权者(包括警察)手里有了点权,就想随心所欲,不但依法办事。而智者讲究理性,讲究规矩,不肯违心地迎合,常常让掌权者觉得别扭,觉得碍手碍脚。再加上他们总要讲一番道理,让人无法辩驳,就只好诉诸暴力。
人说知识就是力量,而在一些掌权者心中,知识就是包袱,就是障碍,甚至知识就是罪恶。秦始皇焚书坑儒,仇智也;曹操杀杨修,仇智也;魏忠贤杀东林党人,仇智也。因为智与知识就像镜子,照出了他们的丑陋,他们不怪自己丑,却恼怒于镜子的明亮清晰。
而仇智源于蔑智。在有权者眼中,无论你学富五车,还是专利无数,都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芍蔷拖窈V械慕甘,有时会被权力的海水淹没,但它仍然倔强地站在那里,傲视着起起落落的海水。所以有权者就轻蔑为仇,智者就因此总被拍拍打打,被贬低,被打击,甚至被消灭。
鲁迅说过: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难怪先生这样说,就像面对一块烧热的铁,表面上并没有红色,强有力者命人空手去拿,而智者知识那铁烫人,当然不肯,于是冲突爆发。冲突的原因就在于,知识需要的是逻辑,是常识,而强有力者需要的只是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口味,是服从和顺从,而知识总让人不肯轻易地服从和顺从,如此而已。
(文/刘兴雨 摘自《杂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