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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10月20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发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高级研究主任方舟撰写的文章指出，之所以说此次全会通过的决议意义重大，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是又一次“三中全会”的决议，也不在于它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是因为它触及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基本结构安排的体制性问题。全会的公报中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农村土地流转体制的问题，但胡锦涛早前在安徽考察时候的讲话，已经明确指出了农村土地流转体制的改革方向。更重要的是，这次中央全会明确指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为最终解决中国在居民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上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打开了一扇窗口。

　　在过往的二三十年里，中国的领导人自己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处理好体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而“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关键支点。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执政以来，通过推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因此大家也拭目以待这届领导人在改革方面能有什么突破。而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可被视为中共执政五十六年来在体制改革方面最具重大意义的举措之一。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很多改革政策，都是在共产党的历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而十二届三中全会则吹响了城市体制改革的号角，这当然不完全是巧合。因为每次党代表大会后的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主要分别是确认党内和政府的领导人事安排，而三中全会是一届的领导班子稳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往往成为领导班子执政思路体现的重要时机。

　　之所以说此次全会通过的决议意义重大，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是又一次“三中全会”的决议，也不在于它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是因为它触及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一些深层次的社会基本结构安排的体制性问题。全会的公报中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农村土地流转体制的问题，但胡锦涛早前在安徽考察时候的讲话，已经明确指出了农村土地流转体制的改革方向。更重要的是，这次中央全会明确指出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为最终解决中国在居民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上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打开了一扇窗口。

　　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有三个挥之不去的难题，一是如何解决“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二是如何扩大中国的“内需”消费的问题，这在当前世界经济动荡的情况下更显得突出；三是在农村征地问题上，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近年来的社会群体性抗争事件，很多都是因为征地问题引起的。而这三个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长远来讲都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主要采取“多予少取”的策略，即通过减免税费来减轻农民负担，并采用直接补贴农户和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向农村投放更多财政资金。这当然对改善农民生活有很大帮助。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本身的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是有限的。如果不把“三农”问题和城市化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解决，中国农民在实现“小康”后，要达到和城市居民同步提高收入的目标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在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农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四成一，而到了二零零七年，农业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一成一强。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农业，预计十年后农业比重会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左右。从人口的比例上看，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口还占总从业人口的四成(这是官方的统计数据，有学者估计实际比例更低)。但以户籍统计的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七成以上。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正在大规模发生，但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已经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形势。

　　户籍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户口与教育、医疗等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先捆绑，而不同户籍后面的社会福利是不一样的。此次中央全会正式提出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质化，为将来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一个基础。

　　中国关于扩大“内需”的讨论也讲了很多年，但成效不是很显著。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潜在市场，但真正有较强消费力的人口大约只有两三亿的城市居民。而很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他们由于得不到城市户籍而无法获得相应的福利，而他们在农村的土地经营承包权过去又无法通过抵押或入股转化为收益，使他们无法真正成为有消费力的居民。这次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金融改革对提升他们的消费力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这次改革的另一个亮点是，在稳定现在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提高失地农民的政策补偿水平，启动农村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收益”试点。这可以让农民在土地转换用途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为避免征地引发重大社会矛盾提供了制度性保证。

　　这次全会的决议只是为农村改革提供了一个大的方向，其成效如何还有待看具体的政策制订和其执行的效果。但这次全会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改革方向，值得人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