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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2008年3月14日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时间中，引导也好，斗争也罢，西藏人民终归是逐渐恢复到他们期待的平静生活中。因此“3·14”一周年之际，藏区并没有发生达赖流亡集团所期待的“抗争”行动。

　　但是这种平静并不涵盖所有“关心”西藏的人。在3月内，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都相继通过了涉藏议案。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的这两份议案从不同角度出发，但是其共同点是，都“谴责”了中国在西藏地区实施的所谓“镇压”政策，敦促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展开政治对话，以求全面政治解决方案”。

　　诚如两份决议所希望的那样，中央政府和达赖之间的对话渠道其实从来没有关闭。即便是在“3·14”之后，双方还曾经派代表举行过多轮接谈。但是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主权与独立的冲突，是和平与暴力的冲突，是群体的现代化与个体的权力欲的冲突，是藏族的发展与西方的想像之间的冲突。上述二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需要时间和耐心来化解，更需要汉藏两个民族的历史。

　　但是如果细看两个议案，不难发现它们出台的时机是精巧的。西藏问题之所以在某个特点的时期，在某种情况下恶化，往往并不是因为西藏本地区出现了什么样的尖锐矛盾，而是由于国际势力在某个场合的表态，助长了达赖流亡集团的气焰，导致达赖集团误判形势，再度出现冲突。而此次两份决议的出台，正是在达赖出走50周年、“3·14”事件一周年前夕。作为政治人物，在决议出台前不可能不考虑其可能产生的舆论效应和行动后果。

　　其次，这两个议案的腔调和内容，与之前美国众议院、欧洲议会的涉藏决议相比并无本质不同。它们只是重新将西藏问题提上舆论关注的焦点，让国际舆论在“敏感时期”重新误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之所以要重新提及，本质上无非是表达西方话语中心一贯的精英主义思维。我们仍然可以从议案的文本中读出西方世界以西藏制约中国的传统政治手段。西藏在西方话语中心的文化政治浓度，也给了美国众议院和欧洲议会新的想像空间。

　　因此，两份涉藏议案，实际上只是一个精心包装的干涉主义宣言。这只是来自西方不同话语中心的相同政治号角而已。如果西方世界真的关心他们梦想中的香格里拉，那么就更应该平静等待西藏人自我的抉择。少数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会遭遇后发的困难。而1959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却给他们提供了突围的先机。西藏需要的是平静的发展环境，而达赖集团需要的是冷静的历史抉择。因为西藏的未来毕竟是一个充满了本土意义的命题。(商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