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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每每遭到讥评，于是就有了中国式的“限薪令”——财政部在日前下发的征求意见稿文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元人民币。而农民工的薪资，也配合着大形势而减少。出于保证就业以及社会安定的考虑，地方政府一般鼓励减薪不裁员。然而，一样的限薪、减薪，在国企高管那里，可以减到董事长只拿原来薪水的十分之一而生活无虞，“中华”照抽，继续领导企业向前进；到了农民工那里，原本1700元的工资，降到1050元之后，在城里就呆不下去，只能选择二次返乡了。

　　“中国式限薪”也就是我们十分习惯的“领导带头”、“率先垂范”，所谓“企业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共克时艰。毋庸讳言，危难时期这样的做法，曾经起到过非�；�极的作用。不过，我个人认为，眼下的“中国式限薪”可能未必能够如以往那样取信于民，反倒容易成为企业纷纷降低农民工原本就不高的薪资的堂皇借口。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

　　危难时刻的万众一心不仅让人感动，也十分必要。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沿用以往运动式的思路，不考虑人群的实际收入差别而强力推进“中国式”限薪，首当其冲受害的显然是那些收入微薄、抵抗力贫弱、话语权缺乏的农民工。

　　有论者认为，应当把国企高管薪酬纳入法治化轨道，一是透明，再就是与绩效结合；也有论者呼吁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实现同工同酬。尽管这样的设想前路漫漫，并非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能够一点点落实，一步步推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带给全体国民实实在在的成果。相应的，中国经济也可能就此被注入更强劲的推动力。(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