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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12日电 香港《文汇报》发表邱震海撰写的题为《为何应慎言“以日为师”？》的评论文章说，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日需要从更大框架和更为前瞻性的思维来处理双边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淡化历史问题有积极意义；但这不等于中国可以忽视日本在崛起期曾经走过的在精神层面的弯路。在今天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倡导“以日为师”从更宏观的意义上看，显然有其偏颇之处。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的现代化和崛起，不应只是重复过去崛起大国的轨迹和逻辑，也不应仅站在本国与本民族的高度，而必须是从历史和人类共同的高度出发；只有这样，崛起的中国才能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和财富，也才能更多地为世界所接受。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除了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提出中国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几点战略思路外，尤其对日本在亚洲现代化的贡献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帮助做出了肯定。以“肯定日本”来描述胡锦涛主席的这段讲话，恐怕并不过分。

　　过去十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时，中日双方在面临心理调适的大背景下，分别对于对方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以至于一叶障目，影响了对于对方国家的客观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锦涛此次访日，中日第四份共同文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重复过去的提法，并充分肯定日本过去六十年对亚洲和世界的贡献，以及对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起的作用表示感谢，对于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随着胡锦涛日本之行展开和中日关系的改善，一些人士最近提出“以日为师”的说法，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终于站在了经济大国的门槛山头，但改革也进入艰巨的攻歼阶段，亟待启动“后改革”课题；无论是发展的议题、路径，还是推进的“路线图”，日本的经验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就这一定义而言，“以日为师”的说法显然局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模式等技术层面上。就这一层面而言，所谓“以日为师”在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上，始终都是一个课题，也是一个值得倡导的目标。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曾同时站在对外开放的起跑点上；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给中日两国带来两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其间的经验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九七八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经验和模式也成为中国的参照样板之一。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参照样板是全方位的，但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相近性，日本模式自然更为中国所注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提出“以日为师”的口号是有意义的。虽然这些口号的实施并不以所谓的大规模行政主导为前提，也不以日本模式为唯一的参照系数，但虚心学习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尤其是学习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在制度层面上的成功经验(这正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缺陷之一)，对于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将有非常正面的意义。

　　从中日两国交往的更大的历史框架上看，十九世纪中叶前，中国对日本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始终有日本的影子；最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未来的持续发展，日本若能对中国的发展继续起到正面作用，对于调节中日关系想必也将具有积极意义。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进入崛起期，中日关系已经不单纯像过去三十年那样，简单地只是中国学习日本(虽然日本在制度层面上的许多经验，依然值得中国继续学习)，而是双方已开始进入一个定位和心理的重新调适过程，这个时期所谓的“以日为师”必将顾及到这一层因素；二、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犯过错误，其负面影响一直延伸至今，这对于今日中国的“以日为师”显然也具有警示意义。

　　笔者之前曾有评论，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在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方面取得成功，但只是完成了物质现代化的过程；其间，日本国民的精神世界在崛起期严重荒芜，以致最后出现经济发展和国民精神世界不成熟之间的落差，并导致二十世纪上半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战后六十年，日本重建了民主机制，但对于其崛起期历史和国民精神世界的整理却始终没有彻底完成，以致今天日本国民及其教育体系中的历史观依然存在巨大模糊。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日需要从更大框架和更为前瞻性的思维来处理双边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淡化历史问题有积极意义；但这不等于中国可以忽视日本在崛起期曾经走过的在精神层面的弯路。在今天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倡导“以日为师”从更宏观的意义上看，显然有其偏颇之处。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虽然物质现代化进程尚未彻底完成，在制度层面上还有许多向日本学习的空间，而且精神现代化还远远没有展开，但就“以日为师”的角度而言，其实正好可以借鉴日本在现代化崛起期的教训，并与今天的日本一起，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共同审视中日两国彼此的现代化道路、情绪和未来的方向，并借此促进中国自身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