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国民待遇还给农民,早已在理论上达成“共识”,而进展却如此缓慢?全国范围内的城乡一体化、全国范围的教育和医卫、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有没有时间表?
一年一度的春运周而复始,运输部门的忙乱与返乡农民工、大学生的回家难也就启动了新的轮回。
1月13日,安徽师大一女生在芜湖火车站候车,被人流挤下站台,尚未停稳的火车当场将她轧死。这场惨祸使历年饱受非议的春运部门,成了众人发泄不满的对象:超载、超额售票,服务质量低劣……也有谴责乘客不讲秩序的;也有规劝农民工不必赶日子回家过春节的;近两年出现招工难之后,更有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为留下来过春节的农民工提供人性化的节日福利。
我不想只是附和对运输部门的声讨,更不会反对为留下过春节的农民工组织聚餐聚会。我想问一问: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年复一年发生?何时才是尽头?
假如曾经的农民工能在当地购房入户,哪怕是有属于自己和老婆孩子的窝棚(叫廉租屋或叫“贫民窟”都无妨),他们还会一定要赶“热闹”回老家吗?我相信不会。他们要探视亲人,也会像我一样避开出行的高峰期。
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于:20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是“农民工”,而不是工人,不是市民;依然只有春节才是不约而同亲友相聚的日子,是相亲与谈婚论嫁、交流打工信息、安排来年生活、处理邻里事务的日子。
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准备出台之际,理论界就已明确提出“开通城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第二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老家”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
为什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国民待遇还给农民,早已在理论上达成“共识”,而进展却如此缓慢?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说,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还将长期存在,原因“主要是利益结构固化于其中的城市制度,它是具有机体排异功能的,排斥对过去二元结构的积极改变,放大那些消极癌变。”我对这个说法深表认同。
经济学家张五常赞扬中国现行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其中当然包括可以提供超廉价劳动力的城乡二元结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不少市民,对城乡二元结构也是这样想的,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在北京,有政协委员提议提高进京门槛,驱赶那些“低素质”的“流动人口”;在上海,是“民意”支持政府取缔外来人口“群租”,严厉到一间房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即来找工的同性同学和兄弟姐妹同住十天半月也不行……至于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排斥“农民工”的本地化,更是可以找到很多借口。
对这种排斥农民工的做法,姑且叫做“城堡意识”吧,虽然并不单是思想观念问题而主要出于利益考量。城堡是用于防御的,城内住的主子和主子信任的必不可少的仆从,他们都自认为比城外的人高等。城堡里的人有他们不同于城外人的共同利益。军事现代化之后,有形的城墙失去了御敌的功能,无形的城墙却仍然存在。国与国之间是海关,而我们自己则是户籍制度。只要农民工还要受农村户籍之限,不能变成市民和纯粹的工人,必须像候鸟一样在老家与打工地之间奔走,春运困境就很难避免。
可是,城乡二元结构真的还将长期维持下去,还能再维持一代人吗?我不相信。现在已有很多“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在城里长大,这些孩子,以及不少根本不想干农活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绝不会甘心接受现状。他们若成为无业的“流动人口”,城市小区雇再多的保安、家庭装再结实的铁门铁窗,子女再经心地接送,摩托禁绝,整个城市也不会有平安和谐。
很多官员和市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然也不会有大重庆城乡一体综合改革试点、武汉及周边城乡“一加八”经济圈“新特区”等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现在的问题是,试点到何时?全国范围内的城乡一体化、全国范围的教育和医卫、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有没有时间表?
难道“既得利益”真的是魔咒,不能让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作者鄢烈山 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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