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面前,道德、良心都代替不了监督和制约。一个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社会,必然是蠹虫的天堂;诿裰、法治的一种长效的制度建设,才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犯罪的正确途径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可谓是“八面玲珑、四面逢源”,韦小宝的生存哲学也被后世尊奉为“超级厚黑学”,流传于坊间和官场。当然,《鹿鼎记》采取的是文学夸张、怪诞的手法,其中情节不能细究。但小说对于官场生存法则以及人性的描写,的确是入木三分。金庸谈到韦小宝时说过,“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一样”。
因此,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对腐败的推崇,不如说是对当时黑暗制度的反讽,以及对现代社会的警示。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觉到韦小宝阴魂不散。据报道,安徽省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一共养过7个情妇,并且由“首席情妇”邹某把她们组成敛财团队,掩人耳目,大肆贪污。最后东窗事发,以受贿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这位贪官难道不像得到韦小宝的衣钵真传么?
根据2007年9月3日中新社的报道,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平均每年3位,而这些巨贪的“落马”都大多与色、赌、洗钱三大基本方式有关,与地产商“权钱交易”以及“权色交易”最为突出。这些巨贪中,有近9成(14位)包养情妇,有的甚至包养多位情妇,如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而被执行死刑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居然弃自己工作而不顾,特意飞赴羊城寻花问柳;更有甚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不仅长年包养情妇,而且与情妇生养子女,犯下重婚罪。据了解,这些贪官大多如韦小宝一样出身寒微,走上领导岗位后因为权倾一方,缺少监督,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他们有的将违法所得送给或者挥霍在情人身上,有的干脆将情妇当作“交通站”和“中转库”,借情妇之手为惯用的敛财手段,演绎了一幕幕利用职权换色、买色、养色的丑剧。他们甚至连韦小宝所具有的良知也泯灭了,目无法纪、瞒上欺下、因为受贿、徇私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韦小宝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自小在妓院中长大,而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不识字,没有读过孔孟之道;他更是没有学过法律,不知道大清律对于贪污犯罪的处罚规范,所以金庸说他其实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但是,现代的贪官污吏们,都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接受过最为严格的纪律教育。不幸被阿克顿勋爵言中的是,“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利益面前,道德和良心都代替不了监督和制约。一个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社会,必然是蠹虫的天堂。
所以,现代社会的反腐,要依靠人民民主、舆论自由、权力监督,依靠政务公开、司法独立、完善法制,更重要的是以“法治”来取代“人治”;诿裰、法治的一种长效的制度建设,才是预防与惩治腐败犯罪的正确途径。
(作者: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