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徐文艾因使用偽造邀請函，以公務考察為名公款出國旅游，被撤銷副檢察長和黨內職務。徐文艾的落馬，揭開了公費出國旅游潛規(guī)則的一角。安徽省人事廳官員8日表示，徐文艾事件發(fā)生之后，政府已經(jīng)注意到中介機構在官員公費出國旅游中起到“幫兇”的作用，隨即下發(fā)文件，禁止公費出國(境)培訓團由旅游部門或旅行社渠道來承辦或轉包。(《南方都市報》8月9日)
徐文艾事件被曝光以來，中介機構在其中起到的惡劣作用十分明顯、也十分扎眼——不僅直接向公務考察團經(jīng)辦人行賄，而且一手炮制了導致該案爆發(fā)的虛假邀請函。另據(jù)最新報道，該案的中介機構——歐盟中國協(xié)會廣州辦事處，不僅在徐文艾事件中劣跡斑斑，并且也是廣東和云南等地多個類似“公務考察團”中的行賄人。
因此，安徽省有關部門指責“中介機構”是官員公費出國旅游中的“幫兇”，無疑是準確和符合事實的。不過，因為此一事實，便簡單地對中介機構參與公務旅行下禁令，在筆者看來，又是明顯缺乏合理性的。
道理當然是明擺著的：“中介機構”在公費出國旅游中的“幫兇”作用即便再惡劣，那也只不過是“幫”兇、從犯而已，而并非元兇、主犯。如果不在檢討、懲治元兇上下工夫，而只在“幫兇”身上大做文章，以至于干脆拿它做替罪羊，顯然是舍本逐末，不僅無助于問題的最終解決，反而有遮蔽真問題之嫌。這正如旅行社負責人所說的：“有中介機構提供造假服務，完成公費出國旅游公務考察化，這只能說明官員存在需求”，“要想杜絕公費出國旅游，還是要政府內部改革管理制度”。
顯然，所謂“政府內部制度”正是上述導致公費出國腐敗的“元兇”，具體來看，這種內部制度至少表現(xiàn)在以下兩點：一，缺乏約束力的預算管理制度——諸如公款出國旅游這類職務消費、行政成本，往往沒有在預算的源頭得到有效的監(jiān)督制約。二，缺乏應有透明度的政務公開制度——名為“公務考察”實則“公款旅游”的官員出國活動，如果不是最終“出了事”，公眾實際上很難獲得充分的知情權。
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在公費出國旅游中，中介機構固然有助紂為虐做幫兇的一面，但這種政務服務的社會化操作方式，至少還是存在一定好處的：比如，一旦案發(fā)，它起碼有利于充分揭露元兇主犯的腐敗真相。試想一下，如果不是中介機構大量參與了各地的公費出國旅游，而由政府部門自己包辦，那么徐文艾事件還會這么容易地牽扯出廣東、云南等地的類似腐敗行為嗎？
此外，必須看到的是，政務服務社會化中介化，實際上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大勢所趨，不僅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有助于公務的透明化公開化。相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時下許多職務消費，仍然是內部化封閉性操作的，才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如近年來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的“培訓中心腐敗”就是很好的例證。據(jù)悉，目前全國尚未進入商業(yè)酒店序列的由各級黨政機關、國企開設的培訓中心超過1萬家。一方面，這些培訓中心85%以上處于虧損狀態(tài)，損耗大量國有資產(chǎn)；另一方面，它們往往又成為集餐飲、娛樂、休閑為一體的豪華賓館，“培訓”著奢侈的公務消費，滋生大量腐敗。(《瞭望周刊》2006年8月19日)
因此，面對徐文艾事件暴露出的公費出國腐敗，有關部門的當務之急，并不是遷怒于中介機構的幫兇作用，乃至將之作為自己過錯的替罪羊、匆忙下禁令，而在于，認真地反躬自省，從預算管理、政務公開等制度源頭著手，扎牢自身的籬笆。(張貴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