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有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政府为乞讨者建立档案，并在部门、片区之间进行通报，对他们的行乞方式、时间及地点进行规范，促使他们做到文明行乞。(5月16日《人民日报》)应该说，欺诈性、操纵性甚至带黑社会性质的行乞增多，以及强行讨要等不文明行为出现，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乞讨的背后可能滋生、遮蔽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政府理应加强执法管理。
但是，如这位专家所言通过有关政府部门发放“行乞信用证明”，能有效遏制类似的乞讨乱象吗？
给确属生计困难且没有社会保障的“真实”行乞者发放“行乞证”，不仅意味着乞丐将比其他普通市民多一道行为上的“信用紧箍咒”，更意味着若没有这张证明，就很难行乞。这样一来，不但不符合上述情况的“职业乞讨”者无法行乞，连那些在城市里突然遭遇意外却又得不到接济的人，也丧失了临时乞讨的权利———试想，一个在城市里因失窃等原因而突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饥寒交迫的不幸者，还有精力先找有关部门申办“行乞证”吗？即便申请，又如何能及时查明他的财产数额？
如果给符合条件者颁发“行乞证”，大而言之，这种法外管制既是公共管理者专门针对乞讨者的身份歧视，又是公共权力对公民自由行乞这一重要权利的挤压和侵蚀；具体而言，如果此办法实施，意味着没有“行乞证”的人，将很难讨到钱财，这种对行乞行为变相设立门槛和障碍的行为，已经涉嫌对行政许可的滥用，违背了《行政许可法》。这种思维反映了近年来日渐弥漫的“公权力崇拜心理”和“行政许可依赖症”。
而且，“行乞证”思路的提出者，恐怕没有计算过，对所有行乞者进行信用审查，建立乞讨者档案并相互通报，以及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信用评价和记载等诸多监管行为，该需要投入多大行政成本。而乞讨人员的不稳定性，又将给这项“行政许可”带来多大的不确定性。
如此不计成本的行政行为，恐怕不仅不能让为数极少的“真实”行乞者从此文明行乞，反而会加剧行乞者的流动性、欺诈性，既给城市管理带来更大难题，又为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行乞者徒增负担。
有人辩解说，英、法等国也有“行乞证”制度，不过在这些国家，这一制度是在各项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非常完善，非政府的慈善救济事业十分发达的大背景下，针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职业行乞者或曰“行乞爱好者”而设，对国情迥异的中国并无借鉴意义。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对于违法的乞讨行为，归根结底，需要加大执法力度，以惩处操纵性、欺诈性乞讨。而对于正常的乞讨行为，则不应轻易动用强制性权力，相反，需要加大社会保障和救济救助力度，以及时帮助“真实”乞讨者，并由此有效降低无恶意的“职业乞讨者”；还需要更多非政府组织的大力参与、全力配合：比如慈善机构扩大救济，志愿者组织开展说服和宣传教育等。
一句话，行乞问题是社会问题，要妥善彻底地解决它，更多的还得依靠社会而非强制性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