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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发展模式从增长中心转向民生中心，政府职能必须实现转变，面向民众，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民众的参与度。同时，必须接受法律对其权力的约束
过去二十多年来，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十分迅速，民众财富的绝对值也大幅度提高。但是，大概自2003年起，多种问题摆到人们面前，经济上，过快增长潜伏着危险，对非经济领域、比如环境的负面冲击也似乎过大；社会领域，舆论抱怨民生提速仍慢，教育、医疗、住房被民众视为“新三座大山”，贫富差距扩大也让社会群体间关系趋向紧张;人们还发现，商业化精神蔓延到学术文化领域，急功近利导致文化产品品质下降；在精神生活方面，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普遍的焦虑、不安。
凡此种种，表明中国正在经历一次相当重大的调整。党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实施科学发展观、尤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纲领，其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民生问题，转变政府职能。过去一两年，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不过，温家宝总理向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却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完成得十分出色，而最新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却完成得并不理想。
报告坦率承认，尽管经过宏观调控，但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全国没有实现去年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另外，温家宝总理也承认，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仍解决得不够好，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此前，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事实上是经济增长为中心，寻求社会整体发展的。近两年来，党和政府则通过种种政策调整，比较清晰地展现了一种以民众福利为中心的发展愿景。但《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依然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支配着各级政府的行为；而福利中心的发展模式从纸面的方案变成政府的实际政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主要问题在于，整套政府体系尚没有完成职能转变，没有从服务于经济增长，转向服务于增进民众福利。
应当说，计划经济时代保留下来的整套政府体系，经过若干变革之后(比如，打破国有、集体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是有能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比如，经济学界普遍把9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归功于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这些权力被用于追求一个单一目标：经济增长。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也可以随意减免税；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即使未能有效保障、甚至直接侵犯民众的权利、自由，也不用担心被问责。运用这种权力，地方政府为企业投资创造了十分优惠的环境，并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正是投资驱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用这样一套政府体制去追求民生、福利目标，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满足民众福利，首先要求政府了解民众对公共品的需求，这需要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渠道;同时，也需要在立法、政府决策、尤其是预算决策等方面，能多方听取民众意见。这样，民众的福利需求才会相对准确地表达出来，并进入政府决策程序。但很显然，经济增长中心模式下政府的运行是官员主导的，其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因而，我们看到，尽管各地政府都在原则上表示了要致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但一到具体操作，政府的反应总是比较迟钝。
即使着手解决，也经常文不对题。最典型的就是新农村建设的扭曲。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当然旨在纾解农民困苦，解决三农问题。但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民意参与渠道，因而，农民的需求与政府的供应之间似乎存在不匹配现象。地方各级政府似乎也无意了解农民的公共品需求，而是利用权力把自己的方案强加给农民。
政府职能转型滞后于发展模式转型，也导致福利资源的极大浪费。由于缺乏财政民主程序的控制和监督，地方政府每年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各种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恐怕不会太高。
要让发展模式从增长中心转向民生中心，政府职能必须实现转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必须面向民众，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民众的参与度，同时必须接受法律对其权力的约束。
中国的改革目前正处在攻坚阶段。一方面，面对民众吁求，政府不断增加福利供应；另一方面，政府自身却尚未完成职能转变，还没有从经济增长推进器转换为民众福利增长器。而要完成这一转换，就需要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只有这样，官员心态、官民关系才会发生根本转变，而投资与消费、增长与生态、政府收入与民众财富、政绩工程与民生项目等关系，才可能理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