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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方面认为，中印关系没有脱离正轨，但相互还存在一定误解需要消除
中国国家元首近十年来首次访问印度，引起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一时间“龙象为邻”再次成为焦点话题。在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之际，本报记者就中印关系采访了印度政府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B·拉曼、印度前财政部长顾问古鲁斯瓦米。
印度对华友好基调没有变
《国际先驱导报》：最近印度一些舆论提出要对中国保持警惕，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到底如何？
拉曼：印度人仍然对中国和中国人很友好。在印度，很多人都对注重实效的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程表示十分敬佩和羡慕。印度人民一直非常敬仰中国文化，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在谈论胡锦涛主席这次访印时，印度舆论在涉及中印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很强的争论，媒体上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也远远多于以前，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印度舆论对华态度突然转向。
古鲁斯瓦米：在印度，左翼一直推动着反对与美国接近的言论，而右翼则主导反对中国舆论。从根本上说这仅仅是针对印度国内听众，他们是用此来作为抨击现政府的一种手段。目前，中国在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强有力的朋友，不过那些亲美的利益集团力量也相当强大。对于印度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然而，有些人会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接近看成是对印度的不友好。
对中国公司的担忧被夸大了
《国际先驱导报》： 为什么印度一些安全问题专家会提出对中国投资现在才开始加以限制太晚了？
古鲁斯瓦米：的确，安全问题专家有些担忧中国涉足印度的港口和电信领域。不过我认为这种担忧被夸大了。其实一些西方公司，比如爱立信、Nortel等在印度有很大的生意的公司也在通过他们的公关咨询公司散布对中国公司的担心。依我看，商业利益总是能够以一些非常陈旧时髦的安全利益理念来做幌子。
拉曼：中国是首批以积极措施加以防范全球化消极影响的国家之一。不幸的是，在印度，由于情报和安全局一直把巴基斯坦和反恐作为要务，直到现在都尚未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全面措施，以往有关涉及外国投资以及国家安全的投资决定非常零散。在90年代，当纳拉辛哈·拉奥担任总理时，印度曾经就是否允许美国公司参与印度的电信服务进行过争论，后来在高达任总理时，印度就是否允许东南亚国家参与印度国内的航空服务再度引发争论。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我们规定除了对企业要进行特别审查之外，还要有一个涉及全球化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全面的审查，这种规定旨在制定一些必要的指导原则，便于实施。而从媒体的报道看，它们似乎仅仅对针对中国在港口和电信领域的公司的全面审查更感兴趣。现在印度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舆论给公众所带来的错误认识，政府正在试图表明所发布的安全指导原则都应该适用于任何国家(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外)。我个人也希望这将能够有助于消除在中国存在的一种错误认识，即中国公司在印度成为不公平的靶子。
把边界争议限制在可控范围
《国际先驱导报》：现在两国官方都表示边界不会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大障碍，但两国都存在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声音，即边界问题不解决两国间的实质性关系无法向前进步。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两国目前都很难在边界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
拉曼：中印政治领袖和决策者都不允许边界问题成为阻碍两国在其他领域发展关系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思想主导下所产生的良好结果——中印双边贸易增幅巨大、两国领导人以及人员之间的交流来往不断增加……现在即便双方就一些敏感问题产生争论，也能控制在彼此能够适应和接受的水平。
不过，如果中印之间不能把边界问题解决到令双方都满意的水平，那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和对于过去的关注总是会影响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而这种记忆在印度人脑海中的印象远比中国人更清晰，因此，双方需要尽可能快地找到一个彼此能够共同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在我看来，中印应该把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分成三个部分来加以处理：首先是引起战略关注的地区，比较典型的就是达旺。中国专家把达旺看作是外界进入西藏的一个战略门户，而印度专家则认为达旺是进入包括阿萨姆在内的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门户。第二部分是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这些都是有移民的地带，达旺同样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中国并没有面对这些问题，但是印度有这种问题。第三个部分是不具备战略关注也没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带。如果前两个问题能够解决到双方满意的地步，那么第三个部分也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双方要保持目前这种不允许边界问题的任何分歧波及到两国之间全面友好关系的态势。这就需要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在考虑双边关系进展和边界谈判时增加透明度，每当缺少透明度的时候，两国人民总会产生一些虚构的担心。
战略伙伴关系还需巩固
《国际先驱导报》：去年中印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看待目前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拉曼：拉·甘地1988年访问中国时曾经会见过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自那时起，中印双方就建立起一种相互适应和接受的关系，两国领导人和决策者一直在缓慢地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现在双方“共同培育的”战略愿景已经形成，这种愿景包括四个组成部分：第一，坦率承认，从历史等因素看，中印之间还存在一些“战术性困难”，双方需以持久的和坚定的方式来消除这些差异，绝不能允许这些分歧再度加重；第二，在采取措施消除分歧时不能再产生新的分歧；第三，有必要建立起双边之间的多层次联系网络；第四，各自没有“隐蔽的动机”。同样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不应该被允许对中印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这样的愿景能够得以维持和促进，那么中印之间将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战略伙伴关系。
遗憾的是，中国和印度的智囊机构的质量目前都并不太令人满意，他们陷入两个极端——一些属于“兄弟对兄弟”范畴，这些人仅仅是关注中印积极的方面，把一些负面的东西“都放在地毯上”；还有一些人属于“大呼小叫”型，这些人仅仅关注中印关系的负面因素，对于积极因素视而不见。我认为，对于两国的智库来说，应该对正面和负面因素能采取比较均衡的观点。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