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北角有點緣分，每次去香港都住在北角的世紀軒酒店，每次下地鐵都能看見北角地鐵墻畫上的 “北角是我家”。有一種錯覺，北角也許就是我在香港的家。
1998年，當時我作為一個留學生，過境香港。我記得在佐敦吃下第一口牛丸面，眼淚都快出來了，“回家了！”雖然那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但我覺得它如此親切！此后，我?guī)缀趺磕陙硪淮蜗愀�，當然是作為游客�?
這次因為工作來香港，又陰差陽錯地住到了北角，但這次在山上，寶馬山，一住就是三個月。每次推開窗就能看見北角碼頭，清晨能數(shù)出灣里多出的船。山的形狀和那些船讓人想起19世紀末英國人畫的香港，他們身邊往往有馬和比格狗，但他們很少畫鷹。麻鷹們從灣中繞過樓群盤旋上來，從窗前飛過。趙良俊導演跟我說，很多人初來香港都對它很驚嘆，比如羅大佑。
這次才知道，北角過去叫“小上�！保�1949年后，很多上海人從內(nèi)地跑來香港，就像十月革命后到上海的白俄，在北角開始他們的新事業(yè)，其中包括黑社會的買賣，現(xiàn)在又有人叫北角 “小福建”。確實，我的福建同事小林就經(jīng)常操著家鄉(xiāng)話和七姊妹道那些茶餐廳里的老板聊天。每到此時，我就感覺到生在北京的痛苦。
這次很少從北角地鐵站下車，因為天后站有小巴49M直達寶馬山。三個月里我們認識了所有的49M司機，我想他們也認識我們，只是一言不發(fā)，用同樣的手勢回答我們的要求。在香港坐小巴，你說出站名后，司機往往擺手而不是說話告訴你他“知道了”。我們的行李與眾不同：三角架、攝象機、挑桿話筒。49M的司機們肯定很狐疑：這些內(nèi)地家伙為什么要在香港待這么長時間？他們不知道我們要用三個月的時間描繪十年。
拍攝香港的想法來源于我某天早上起猛了，突然想起，香港回歸都快十年了，一定有什么變化。為了這種變化，我履行了若干復雜的行政手續(xù)才來到這里。跟我一起來的十幾個同事可以說都是被我騙來的，我向他們描繪出的香港種種謎幻色彩，這種色彩非常接近他們的想象；當然，改革開放后流行于內(nèi)地的港曲、港片也為這種想象增添了很多有趣的注腳，這是他們成長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曾想象，只要愿意，他們就能見到任何他們想見的人(其中大多是影視明星)，這也是從事我們這個行的小樂趣之一。我想，他們現(xiàn)在肯定很失望。因為大多數(shù)他們想見的人都生活或活躍在內(nèi)地，比如劉德華、周星馳、梁家輝等等(這也是十年來的變化之一吧)。而少數(shù)他們見到的人也遠不如想象中的“美麗”。比如杜可風。采訪時，他不僅遲到了30分鐘，而且襯衫只系了一個扣，這讓有傳統(tǒng)道德觀的女性很不適應。他的談吐和他的鏡頭一樣詩意而混雜，有些不知所云，從潦草的語言中我們僅能辨認出酒氣。他好象早上就喝酒。但這一切沒有妨礙采訪的質(zhì)量，我認為，正因為如此，他才是他。一個真人，非常害羞，但性感而感性，邏輯處理不了他那些敏感的知覺，他的感知力強到讓你覺得他比常人多很多神經(jīng)末梢。
喜歡八卦的人，在采訪完杜可風后得到了一條重要信息，原來他的家就是電影“重慶森林”里梁朝偉的家。我想那是一棟印度人留下的小樓。杜可風說他喜歡中環(huán)電梯旁的原因在于，附近有一個最古老的中國集市，旁邊就是最西方性的高樓大廈。這和我的感受不謀而合。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帶新到香港的同事做“叮當車”穿過天后、銅鑼灣、立法院到堅尼地，然后徒步走到荷里活道盡頭，路過水坑口(英國人最初在香港登陸的地點)、鴨甸巴街、文武廟走到域多利監(jiān)獄，再從中環(huán)電梯走到中環(huán)集市。這條路線我至少帶人走過十遍，但樂此不疲。它既是歷史，又是現(xiàn)實。最中國的與最西方的、最傳統(tǒng)與最現(xiàn)代的，你都能通過這條街感受到，我喜歡看初到者被這種強烈的沖擊感、戲劇性搞亂腦子的表情。他們越不知所措，我越滿足。
旅游發(fā)展局的林女士手里拿著攝象機請我們聊聊對香港的感受，我說，香港的魅力在于它的戲劇性。她不明白，我說我喜歡那些很現(xiàn)代的東西，但更喜歡那些古老的東西，不管東方的、西方的，其實它都是香港的。她更不明白了：老的東西，內(nèi)地企不是比香港多多了嗎？我說，但內(nèi)地老的東西已經(jīng)和我們生活沒關系了，但在香港，你一出門就能坐上開了100年沒什么變化的電車、小輪，去歷史悠久的茶樓聊天，原汁原味的歷史無處不在�；祀s，是這里最大的特色。港人的英語不如英國人、普通話不如北京人，但他什么都會，這就是他的優(yōu)勢，一個真正東西方的凝聚點。
在香港，你會突然有一種錯覺，你離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很近，抬腿就可以走，這種感覺很幸福，也很不真實。
三個月漫長的異地工作，讓我和我的同事們習慣了東西混雜的食品，習慣了和人開口不知要講什么語言，習慣了隨處都能見到海、見到麻鷹，習慣了不亂扔煙頭、過馬路聽從信號燈的“噠噠聲”，習慣了“言出必行”。在香港，我會經(jīng)常吻到一種氣味，它如此熟悉；恍惚間走在我熟悉的另一個城市——東京。我曾在那里生活過三年。我想，那種氣味是某種清潔劑或化妝品的氣味，也許任何一個國際性大都市都在傾銷它。我把這種氣味看作全球化的標志。令人慶幸的是，香港還保留住了很多別的氣味，它是文武廟里的盤香味、印度餐廳里的咖喱味、長洲島的魚網(wǎng)味、上水的盆菜味。
我們在這三個月里找到了很多十年來的變化，但更多的 “不變”讓我覺得更加自信。一個人很難有這樣的機會，在這么短的時間里接觸這么多的奇人和精英。這也許是我們在香港三個月最自豪的地方。我們找到了他們，并完全用我們自己的而不是任何官方的方式。我們因為喜歡他們而去找他們，而不是因為任何人需要他們而讓我們?nèi)フ宜麄�。他們說的很多話，我們都記住了，有些話會讓我們受益終身，而另外一些話，事管國計民生，不是我們這些小人物所能評價的，我們只是提供一個平臺讓有責任的人去討論。對于我們來說也許49M更實際，我和我的同事以后肯定會溫馨地回憶起這路小巴，也許還有肩頭被攝象機勒出的血印，和我們以這樣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和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發(fā)生的關系。(田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