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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幸运地迈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的命运就和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7 年,我在798厂当工人——15岁初中毕业来到这里,7年青春时光如白驹过隙般悄然逝去。其实在这7年中,我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渴求、对上大学的向往一刻也没有停止。因此,当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传来时,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述。

　　如愿以偿,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专业。从1978年到1982年求学的4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大审判,为数以百万计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平反昭雪,“包产到户”,“经济特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在那4年里,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先后召开,多年备受摧残的科技教育界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正是在那时,选派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出国留学方兴未艾。1981年,我参加研究生考试后不久,学校领导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在当时还是一件很稀罕的事,起初我有些犹豫,因为我和女友都已经27岁了,一旦出国就意味着要分开好几年。但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是决定出去开拓一下视野。

　　我留学的国家是奥地利,在那里,我首先感到西方教育观念、方式与国内的差别。由于专业口径窄,我在国内学的是电子,到了奥地利竟被要求补修电机方面的课程,否则原有学历不能被承认。至于授课,那里并不比国内强多少——很厚的一本书,教授三两下就把它讲完了,然后给你列出书目,主要是让你自学。是否参加考试,也由自己决定,即使笔试成绩优秀也要经口试才能确认。记得取得研究生资格后,我去问导师:论文的题目选择什么?导师充满疑惑地看着我:“你自己难道不知道要做什么吗?”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切都应该由老师来安排,所以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我一直鼓励学生独立选题。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教和学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学生成熟前教师大体是以教为主,之后便应是以学为主,大学就是要帮助大学生完成这个转变。

　　1986年11月,我以优异的成绩拿到博士学位后,立即携妻子如期回国。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为祖国做点实际的事情。

　　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一个老式四合院内,我向国家科技干部局报到时,可供选择的工作有很多。在科技干部局徐简同志的建议下,我踏入清华大学“电子学与通信”博士后流动站。

　　在清华,我先后参加、主持过毫米波技术、农村通信、移动通信、数字电视等多项任务,最难忘、最激动的是“清华一号”小卫星的研制。1998年确定任务组织队伍,我受命担任刚刚组建的“宇航中心”主任,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研究方向的回归,因为我的博士课程就是以卫星技术为研究方向。2000年5月,“清华一号”地面站在清华安装落成,6月,卫星运抵发射场,期间经历的困难真是难以尽数。当我们在发射场得知清华地面站顺利收到信号时,激动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流淌,我们成功了!我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这段时间,中国教育最大的变化就是建设研究型大学,并向世界一流进军。

　　我从一个普通教师,到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如今,我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担任校长。从恢复高考,到派遣留学生出国,从建设研究型大学,到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我们曾是改革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也是推动者和奉献者。我们在这个伟大的进程中实现着人生的价值。

　　(陈建强整理)

　　人物小传:龚克,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1986年在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通信与传播研究所获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电子工程系主任、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宇航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学院院长、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主任等职。1999年至200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06年7月起任天津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