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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代表着民意、爱国情节代表着正义，这谁也不能忽视。但同样不该忽视的是，当我们以公众正义的名义，在行使言论自由、表达爱国热情的时候，是否也应当尊重他人的自由，尊重他人行使财产权利的自由，尊重朱新礼买卖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强迫朱新礼违背自己的意志，接受他人的意志， 明天是否可以用类似的理由，让朱新礼缴出他的利益？

　　回顾走过的时代，有多少比汇源历史更悠久的品牌，从未易过主，如今安在？又有多少品牌，在国人之间几易其主，不也销声匿迹了吗？竞争才会有效率，竞争才能优胜劣汰，劣汰就会有兴衰，有兴衰就会有死亡，没有并购，没有外资参与的并购，品牌也会消失，谁能保证，朱新礼不卖汇源或者卖给中国企业，汇源品牌就能一直发扬光大？

　　一个区域或某个产业的知名商品或商标，没有经过历史积淀，算不上民族品牌。千万不能把名牌和民族品牌混为一谈。名牌的意义在于为所有者创造商业利益。只有民族品牌才能既创造商业利益又创造民族自豪感。

　　如果汇源算是民族品牌，朱新礼为保民族品牌，少赚钱卖给中国企业，我们敬重他，那就多喝汇源，像多喝王老吉一样；如果朱新礼为了多赚钱卖给外国企业，我们也一样尊重他，因为他在行使财产自由权；如果我们用情感左右消费，那朱新礼卖掉汇源以后，我们就不喝汇源，以后他用多赚的钱投什么，就喝什么，再支持他创一个新品牌，这样算不算爱民族、爱祖国呢？

　　朱新礼卖汇源涉及四个层面，法律、社会责任、民族情感、监管。在法律上，卖给谁，只要在法律程序内，都是朱新礼的权利；在社会责任层面，朱新礼应当关心的是，企业卖了以后，新的东家会不会大规模裁员，会不会因为收购而导致企业过去应尽的各种责任被废止，与供应商及消费者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消极影响，如此而已，我们不能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利益追求混在一起。在民族情感方面，要允许每个人以自己接受的方式，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而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在监管层面，汇源可不可以卖给可口可乐，应当按照反垄断法、国家安全原则等规定，由相关机构依法做出决定，但我们拒绝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决定，更不容忍监管寻租和腐败；法律之外的权利会干扰依法行政，来自公众和媒体超越法律边界的监督，也会影响行政机关做出理性、正确的决定。在这次收购中，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执法机构如何根据刚刚生效、但尚缺乏可操作性配套规则的反垄断法，既保证当事者的权利，又保证相关利益方和行业协会的意见得到充分体现，公众又能获知禁止或不禁止原因。

　　朱新礼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二级市场低迷，企业估值溢价低的环境下，决定卖掉汇源，必然有他的道理，一如他用汇源的成绩证明了他的道理一样。外人谁能知道，他卖掉的是个不该卖的企业，还是个应该卖的企业呢？如果到了非卖不可的程度，而朱新礼的管理能力又不容置疑的话，那是什么导致的呢？如果没有出价更高的国内买家，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也许这两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

　　尊重朱新礼卖掉汇源的自由，因为那是他的权利；今天我们捍卫他的权利，就是在捍卫自己明天的权利；自由和尊严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值得珍惜，我们不能毁掉属于明天的自由和权利，因为，我们都爱这个民族和国家。

　　卖给谁是朱新礼的自由，喝什么是我们的自由。

　　(费国平 作者系国浩律师集团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