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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为什么现在改革国际金融制度迫切必要?
陈凤英:如果不改革,;褪遣豢赡鼙苊獾摹5鼻笆澜绶⒄沟氖Ш,不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而是在美欧日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之间。美国需要全球的资本,但这个资本当前就需要从亚洲(持有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及有石油美元的国家中来。例如,去年美国在解决金融坏账问题时,80%用的是主权基金。今年的问题出现后,各个国家相继的救市方式,类似于国有化,但主权基金的作用还是很大。现在的失衡需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参与,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
从这次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G7的作用来看,包括美国和欧洲都谈到了改革这个问题,诚意是有的,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瞭望》:如何看未来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
陈凤英:改革的一个难题是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如果不改,美联储几乎相当于“世界央行”。问题在于,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资产的稳定性,以及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商品价格的稳定,都是由美元走势来决定(对冲基金等的影响相比就太弱小了)。反过来,又对相关各国宏观经济产生极大影响。
但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如果说现在还不可能形成一个多元或多样的货币机制的话,则最好对当前的货币体系有一个压缩和监管。美元必须要负责任,要让渡,就是必须要受到监管,否则真正的改革很难展开。
机构改革方面,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权利必须要多极,要向发展中国家分权,二是应该有监督权,应该对各国的金融有一个监督,而这个前提就是各国的金融要透明。总之,国际金融体系需要一个从全球考量而不是单纯考虑西方、同时能对全球金融实施监管的机构。
主要考虑西方发展问题的世界银行也需要改革。G7的机制则是歧视性的,已经不适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应该被淘汰。
刘军红:当前的大国协调,离不开新兴国家的参与,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美欧各国和地区积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今后会出现“中左回归”,甚至是“社民化复活”,更不应出现类似布雷顿森林体制那样依靠“政府间协定”规定国际秩序。有管理的自由市场化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依托市场及其规则的“市场化体制”依然是时代的主流。任何倒退都与历史大势不符。
原因很简单,市场化,解决的是供给方的效率问题;政府干预、政府主导,是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发挥作用,确保社会分配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这是两个体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结合,构建“经济社会”的概念,既不是简单的“经济”,也不是简单的“社会”,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健康的“国际经济社会”——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需要平等协商、加强合作
《瞭望》:美国已表示将邀请20国首脑出席下月的峰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应作怎样的选择?
陈凤英:与会的是G20,这个东西方的协调和沟通范围就广泛多了,而且不限于行长、财长会议而是首脑会议,就非常好了。
我个人一直认为G20是一个很好的机制,这是东亚金融;院蟪鱿值囊桓龌,就是把G7、新兴市场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都包括进来。这个机制的人员组成和地区分配是理想的,原来的机制只有财长和行长会议,一年只有一次,会议几乎就相当于论坛性质。
刘军红:G7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强调发达国家的作用,也包括美国与欧日的矛盾,但事实上效果不佳。G20涵盖的面更广泛,更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方面的利益。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积极构建金融市场的同时,应积极争取剩余资金的使用权、国际公平分配权,但不宜轻易推动,或帮助日、欧改变“美元体制”现状,原因是改变美元体制,需要有足够的国内应对体制,包括完善的金融市场体制、自主技术创新体制、依靠市场的风险分散体制,乃至与国际会计体制接轨的会计统计体制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冷静分析破坏一个体制、构建一个不成熟的体制,与维护现有体制之间的成本与利益。
目前看,中国的选择应该是“中立”,即健全现有体制,主动促进“效率化”,稳妥推动“分配公平化”。从国内需求看,还有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和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等问题。
陈凤英:从发展中国家来讲,还要培育好自己的金融市场,避免大量资本外流到金融创新多的发达国家!(皇甫平丽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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