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下简称“草案”)，对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及公民人身和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时，公民的义务和权利进行了界定。公民的义务既有道德性的，比如，尽可能配合政府，向政府报告突发事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对；也有强制性的，比如，不服从政府相关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将受处罚。
公民的权利则是政府的义务。草案强调了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要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规定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两大原则：“比例原则”和“政府强制最小化原则”，即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政府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这两项原则是法治国家约束政府强制性权力、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基本原则，它被首次写入《突发事件应对法》，显示了这一立法的先进性：它固然授予了政府应对突法事件的必要权力，规定了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同时，它也是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权力的一种限制，是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一种保障。
突发性事件是考验一个国家法治是否健全的试金石。
在正常状态下，大多数公民未必能够接触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政府承担着很多服务性功能，这方面的政府权力不大可能损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但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府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可能会采取一些广泛涉及所有人的人身强制措施，比如隔离、迁移、限制出行等；也可能强制征用公民的房屋、汽车等财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更迅速有效地处理突发性事件，也是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损失。不过，也恰恰在此时，法治的权力与专断的权力立可分辨。
对一个法治国家来说，即使在紧急状态、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基本的法治秩序仍然继续有效，政府仍然需要尊重公民最基本的自由，保障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有权在一定时间内，对部分或全体公民特定的自由与权利予以强制性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措施本身应当是事先由法律许可的，符合比例原则和强制最小化原则，并由具有执法资格的人来执行。此时，任何人、任何机构也不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应急不是无视法律的借口。
这是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制度基础。不管是在正常状态下，还是在发生突发性事件甚至在紧急状态下，政府的义务都是连贯的，即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政府所采取的一切强制性措施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按照这一逻辑，在未来，对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措施本身，事后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予以审查，审查其强制性措施的合理性，审查其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和强制最小化原则。尤其是受到强制性措施严重影响公民个人、企业、社团，在事后也可以遵循某种法定程序提出正当的复议或诉讼请求。比如，对征用财产的补偿标准，就可以提出合理要求。这种事后的审查和复议，可以有效提醒政府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不能超越法律界限，滥用强制性权力。
这些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措施，确实可能使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效率受到某些影响。但是，法治秩序本身对政府、对社会，本身就具有最高的价值。事实上，坚守法治本身就能够提高政府的效率。假如公众看到，政府一直恰当地行使其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公众将会更容易理解、认可、服从政府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并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尽到义务。
(来源：新京报；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