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2日电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新闻社指导，《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主办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今日在京开幕。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先生在致辞时表示，注重财富的三次分配，将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段应碧说，我发言的题目是“推动三次分配，共创和谐社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增长持续强劲，举世瞩目，由此也带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40%的劳动力实现了就业收入模式非农化转变，3亿多人口实现了生活方式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还有1亿多农村人口常年工作在城市。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作用得到发挥，自然就产生了收入的分化。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分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一个主要的指标就是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不断地扩大。改革初期，就是1984年，基尼系数是0.26，那个时候农民刚大规模地增加收入，相对来说是可支配收入比较平均的社会。1995年，上升到0.38，2000年上升到0.4，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04年，则上升到0.46。
据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的收入分配中，最贫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8%，收入最低的30.%的人口所得收入不到国民收入总额的10%，而最富余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将近30%。当然，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为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经济来刺激人的潜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社会处于强劲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贫困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加以解决。
收入差距过大，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社会严重的不和谐。首先是济贫和济富阶层的同时存在，引起冲突和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当前，富人的奢侈消费和穷人的生存困境同时并存，当周正毅在价值1.3亿的豪宅中被捕的那一天，安徽一个刘氏女孩的母亲，叫刘惠芳因为下岗离异，拿不出10块钱交统一安装水表的费用，被断自来水，导致自杀。当这两条消息同一天出现在众多媒体上时，它对社会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顺便说一下，对非法收入或腐败收入打击的方法宣传是必要的，但也容易造成对富人收入的误解，好象都来自非法和腐败，这种误解常常被严重夸大。它造成社会严重不和谐的另一方面，就是影响大众的有效需求制约经济的发展，富裕阶层收入增长更快，但缺乏消费的导向，很难形成有效需求，因为他们该有的都有了，高收入的20%的人群占市场份额的50%，而低收入人的20%人群，只占市场份额的4.7%，这就必然造成大众需求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到消费市场的扩大，制约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穷人和富人群体之间还缺乏良性互动，以及部分为富不仁的行为，还诱发出社会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从而影响的和谐
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不是简单地杀富济贫，不能靠这个办法。首先要完善市场、搞好财富的一次分配。市场是财富第一次分配，要从根本深提高效率，搞公平竞争，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国力增强，福利提高。第二，要合理税负，搞好二次分配，在打击非法收入的同时，应当利用税收杠杆搞好二次分配，提供公共支持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抑制社会的继续分化，实行促进税制，合理地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消低。另一方面通过扶贫与建立社会生产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最后还要注重财富的三次分配，那就是促进NGO及非营利组织的发育，特别是公益慈善性组织的发育，建立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我们这个世界需要感动，通过NGO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推动先富人群和后富人群之间的互动，平衡社会的心理冲突，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政府给穷人的钱，穷人不会更多地感恩，他会认为这是政府应该做得。但如果先富人群交完了税再拿出来钱，资助这些穷人，穷人就会感动，这种感动可以减轻社会相对失衡的心理冲突，激发后富人群的斗志和责任，先富人群也会通过做善事发现自己新的生命意义，增强公平意识和社会责任。如果这两种人通过互动得到新的东西，那么社会的和谐度自然就会增加了。
自愿资源有来两种，一种是先富人的钱，另一种是先富人的服务，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机关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就是志愿者，他们有的是从部队退下来的师长，也有的是正在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大学生。自然资源可以用于关注和缓解社会的苦难，增加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增加公共事务的自愿资源总量。我们国家的这种自愿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据统计，我国非营利组织每年筹集的资源有50亿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国际组织，而国内社会公益资源投入，仅为国民收入总额的0.1%，而在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到10%。为什么我们国家企业和个人慈善捐助的热情不如发达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尤其是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有待提高。二是公益捐助的税收政策优惠不够，现在捐赠给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国家给予全额抵扣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但是还有众多的社会捐款并没有享受到这种优惠。三是很多NGO组织因为管理水低，得不到社会的有效信任。我认为解决了上述三个因素，就可以开发出很大的自愿资源的潜力，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国民收入的1%成为自愿资源，就意味着能动员一千年的公益事业投入，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水平。
当然，社会要为NGO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发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而NGO组织自身也应该研究落实群体的问题与需求，设计与之相应的援助项目，有针对性地缓解贫困人口的疾苦，特别是要让捐赠者放心，要给捐赠者必要的回报，我们中国扶贫基金会从1999年以来，捐赠收入逐年扩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捐赠放心，就是说我们完全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去使用资金，我们直接派人去操作项目，绝不层层拨款，我们实行全程的财务监控，并且建立反馈制度，捐赠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了解他所捐赠的钱是怎么花的，接受捐赠的人要给捐赠人反馈，这样我们去年捐赠人就达到了1.8个亿。在NGO发育的过程中，加强NGO组织的建设十分必要，这方面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都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我相信我们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够创建和共建社会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