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医在国家医疗体系中的存废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在争论的背后，还是那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中医的现代化。为了取得中医的“合法性”，不管是外界还是中医界自身，对中医现代化的努力都不遗余力，但是几十年实践下来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这难免让人产生中医现代化路径失败的怀疑。
笔者认为，“中医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包含陷阱。根据一般理解，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科学化，比如“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等等，就是用科学技术和科学装备来改造这些传统行业。对中医科学化的尝试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取精华”的方式，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医学领域的国家级大奖有四分之一和中医药有关，这些成果的取得，可以说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青蒿素、靛玉红等的发现对于中医来说，只有安慰作用，它们很快就汇入了现代医学的洪流，和产生它的母体处于悬隔状态，这些东西对于中医来说，是异己的，也是陌生的，他们的使用是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进行的，纯粹的中医是不懂的。
与此相反，作为“去糟粕”的中医保守派也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路径，但这是对现代化的误解。因为去糟粕本身不会增加中医学的内容，不是一种发展，如果照这样理解，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视为现代化。再则，按照一般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定义，中医的理论体系是戴不上科学的桂冠的。去其糟粕的结果最终可能是瓦解中医。
说中医“不科学”，许多中医马上会跟你急，因为非科学(不是伪科学)好像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给自己脸上贴上“科学”的标签好像就很光彩。而正统科学界的态度是，找不到中医理论科学性的依据，即使中医看好了病，也是不科学。
化解目前的尴尬，不能在“中医现代化”的框架下打转，因为从一开始，中医学就注定要给现代科学添“麻烦”，它揭示的一些现象用现代科学理论无法解释，它的语言工具和推理方法也不是现代科学的方法，一部分人据此会用科学的名义加以拒斥，了解较深的人则希望深入研究。而笔者认为，摆脱中医学的困境出路在于走后现代化之路。
传统中医学和现代教育体制的疏离造成了民众对中医的误解。过去，我们可以靠深厚的民众基础进行反击，因为彼时民众还没有被“现代科学”的观念洗脑，他们信奉的是自己的感觉，有效不需要理由。而在当代，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社会的主流人群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现代科学体系的教育，其主导思想是科学主义的。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些年“告别中医中药”的呼声和1929年余云岫(医学家，是第一个研究和尝试使用中药的西医)等人启动法律程序提出《废除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上世纪20年代的余云岫等人，是较早接触现代科学的学者。但那时人数尚少，而现在绝大部分人都是“余云岫式”的“科学”信仰者，虽然他们不一定都站出来反对中医，但对中医药的半信半疑却是肯定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并存，这为中医的生存提供了极好的屏障，现代化、科学化的努力会消解中医，前科学主义的态度又逐渐为国民所抛弃，只有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
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态和思想观念可以理解为后现代思潮的普遍形式。这种思潮强调多元文化共生，强调科学和人文的平等对话，强调科学的不足和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因此，我们对中医药走出国门，逐渐为西方主流社会所接受这一点，就可以有更深层意义的理解，医学的对象———人的复杂性和宇宙、社会的复杂性可以相提并论，既然我们对宇宙、社会、心理的研究允许多元，那为什么我们要苛求医学上的一元解释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机构每年投入数亿美元研究以中医中药为主的传统医学，可以看作是对科学主义的反动，也可以看成是多元社会、不同利益集团诉求的结果。日本、台湾等地搞“科学中药”，从经方里直接取出药方加工成颗粒剂，与其说这种方法是科学主义的，不如说这是后现代的，因为直接从典籍里面拿来就用，没有详细的论证实验环节，其本身并不为科学主义所接受。后现代化中医的意蕴是，发展可以有多个选项，保存传统和理论重构都应有自己的位置。
(来源：东方早报 文：龚鹏）
